□ 章燕蓉

冬天种下去的麦子到了来年小满要收割，割完田没时间休息，马上接着插上早稻秧苗，七月底八月初是双抢时间，割稻插晚稻秧苗，忙得连睡觉都感觉还在田里劳作。等到十一月份的晚稻谷秋收冬藏，别急，还没好休息，这块田里又开始种麦子和油菜……像一个严丝合缝的轮回，将日子填得满满当当，总之，一年忙到头没个歇的时光。

除了农田，还有山坡上的梯地，好像分工合作，水田种谷，梯地种麦，边角落种满了南瓜和玉米。

只要年岁好，勤劳的农人是不缺粮食的，风调雨顺，这轮回便是饱满的，踏实的。

然后谈起了上门要饭的历史。

某个东北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人在东北要饭，现在指责我们没有良心。

评论区纷纷回应说我们浙江人不可能去东北要饭。

历史么，总要时不时提出来晒一下，我想起了童年。

要说乞丐，也是有的，杭州地区是有过本地的乞讨者。但更多的是外省的。

先说说外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江安徽段，洪水经常泛滥，所到之处，庄稼颗粒无收，也吞没了人们一整年的指望。为了活命，他们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求生。

他们的衣衫多是破旧的，颜色被风尘漂洗得发白，肩上斜挎着两个洗得发灰的、打着补丁的布口袋，那口袋空瘪时贴着身侧，装着些微收获时，便有了一个羞涩而沉重的弧度。他们的脸上刻着相似的倦容与谦卑，眼神却并不麻木，在看向村里人家的炊烟时，会闪过一点微弱的光。

我老家属于常绿山区，人均一分田，粮食不多，每天吃番薯南瓜掺杂少许大米充饥，有时候大米接不上就会向邻居家借米，或者去粮站番薯丝换米，番薯丝换米也是有额度的，超过了就没得换了，只好回家继续煮番薯南瓜填肚子。

他们站在人家的门檐下，不进屋，只是用一种带着异乡口音的、干涩的声音轻轻唤：“大姐，讨口饭吃哦……”我母亲那时正从锅里盛出刚煮好的番薯饭，那时节，大米是金贵的、稀少的，每次烧饭，饭里总掺着大半金黄的番薯块。听见声音，母亲端着自己的碗走到门口，看了看那人深陷的眼窝和皴裂的嘴唇，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自己的筷子，从碗中央，那是米饭最多的地方，仔细地拨出两口饭的样子，对方用自带的大碗接住，喉咙滚动着，连声说“谢谢”。

有时候他们也会跳莲花，自带的长棍上镶嵌着铜片，舞动的时候发出“刷刷”的声音，边唱边跳，邻居们看见热闹，然后会多给一分钱。有些乞讨者会要米，母亲从米缸里搲一手把米塞到他们的布口袋里。母亲常说：“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他们不是懒，是遭了灾了。”灾害，这个字眼对农人来说，有着刻在骨子里的恐惧与共情。

我们望着他们背着那渐渐有了分量的口袋，沉默地走向另一个方向，走向下一个不确定的屋檐，心里会想，那千百里路，风是怎样刮过他们破旧的衣裳，露水是怎样打湿他们困倦的眉睫。

这样的景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像晨雾一样，渐渐地散去了。

应该是长江江堤治理见了成效，管住了那匹脱缰的野马。他们再不用背井离乡，用尊严去换一口活命的粮了。

接着说浙江本地的，因为这两段历史都是父母和村里人说给我听的，而我奶奶就是诸暨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乞讨来到了我爷爷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代，绍兴诸暨萧山一带，还有富阳环山、龙门，那些平坦的田地，有时候竟也长不出足够的收成。山坡上种满了番薯、南瓜、玉米，山民的日子也紧巴，但总归饿不死人，于是这些人就来到山里。

有些烂掉的番薯扔在溪水里，面黄肌瘦的外乡人，小心翼翼地滑下长满青苔的溪石，在冰凉刺骨的涧水里，摸索着捡起那些半边已经发黑腐烂的番薯，就着溪水，啃那还未坏透的部分。村里的老人看不过眼，叹着气，回去翻开自家的番薯窖，挑出些个头小、品相差的，用旧围裙兜着，塞到那些颤抖的手里。“能顶一顿是一顿。”至于环山、龙门，离老家不远，村里有些壮劳力会挑一担番薯送到对方的山脚下。

父亲每次回忆起过往，总不忘提醒我们姐弟仨，吃饭不要浪费，掉在桌上饭米粒要捡起来吃掉。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沉淀在血脉里的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初起，外面世界开始为利益纷争不断时，富阳的某些地方，村落之间冲突偶有发生，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来打扰我们常绿人。老一辈的人都说，那是因为“我们养过他们”。一句简单的话，里面是山河岁月称量过的情义，是“一饭之恩”在时间深处开出的、带刺却也温柔的花。

土地是最诚实的史书。它记得每一颗奋力扎下的根须，记得每一滴咸涩汗水的滋味，记得金黄的丰收，也记得青黄不接时的荒芜。它记得那些匆匆而来、又默默离去的足迹，记得一只递出的粗瓷碗，一把流入陌生口袋的米粒。

现在东北人说他们曾经支援过乞讨者，这是善事，无论历史长短，总要有人回忆。

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沉甸甸的禾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