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承尧

1968年的秋天，我们刚刚入学。今天斗老师，明天开大会，印象中那些日子总是处于一种既激动又恐慌的状态。既为喧嚣的校园每天能发生点什么兴奋，又为站在凳上低头挨斗的老师难过，看着一道道汗水，顺着那些斑白的鬓间蜿蜒而下，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记不清那一天是在总务处门口的天井里，还是鹳山下来的那一条便道旁边，有一个同学扯扯我的袖子：“陈天霓!陈天霓!”

这便是我第一次认得陈老师，这时候的陈老师已经沦为批斗对象，学生可以直呼其名。

先看到的是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然后是白皙的面庞上一双平静的眼睛。看到我们指指点点，她的眼中，似乎没有沮丧和颓唐，反而有一丝淡淡的笑意。

在这样难耐的日子，居然还有这样平静的眼神!

现在想来，老师当时的眼神，应该是在说：你们这些娃娃，吵吵嚷嚷的懂什么呀！

对，这时候的陈老师应该是56周岁。

一位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此时此刻，她唯能以她的眼神，静静地表达她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的宽容和爱抚。

接下去，因为中学下放到公社去办、因为参军，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与陈老师的再次碰面是1985年我调到文联以后。有时在桂花路上，有时在市府南门。并且碰见的时候，大多是陈老师从西往东走，手里拿着一把剑，或者是一个健身球，或是一件外套。我猜想，陈老师这是在锻炼，从恩波公园方向来。她总是素衣素裤，精神矍铄，还总是短发飘飘，一副干练精干的模样。记得那时，我还同人说起过，陈老师的模样，总让我想起《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中的女游击队长。

不意而言中。当我在日后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陈老师的过去，才知道这干练和精干的确是有源渊的——在弹雨纷飞的战争年代，她本来就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抗大首期学员、新四军干部。一个人的打扮习惯，有时候就是这样，在无声地诉说主人公的出身和履历。

可是，她同我碰面的时候，几乎不谈过往，只是问问我的工作，嘱咐我文艺工作也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要认真。连她在这一方面的获奖情况，一次也没有说过。她的“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浙江省老干部先进个人”这样的一些荣誉，我也是通过一些市内材料和简报得知的。

反观我们，一件事情还没有影子，就喷得满天绯红；一个工程还没有眉目，就吹得天花乱坠——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个走在南门街上，或者邮舍弄里，毛毛细雨下面，平平静静的短发老太太，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陆续与上海反帝学潮、罢工宣言，左翼作家联盟，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新四军——这样一些散发着历史的光芒，令人肃然起敬的名称联系在一起；当年的《申报》“自由谈”等著名文艺栏目上，发表过她的不少重要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经是她的同志和战友！

我也是到了很晚才知道的，1959年陈老师从杭州下放到富阳中学，只是不公正待遇的继续。

一直到1985年，有关部门终于发布了恢复陈老师党籍和改办离休的通知。

可是，就是在这样受冤受屈的漫长时间里，陈老师也没有埋怨过谁。教学生，她把学生视作已出的儿女，以微薄的薪水，倾囊资助他们。就是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她也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为每一册书籍都找到最合适的归类，以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我有时想，陈老师之所以这样做，这其中，是不是还有一个不为人道的原因呢？因为只有她最懂得：被埋没和误解的痛苦！可是陈老师，据我所知，到老也没有怨言。

自始至终，陈老师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践行一个共产党人的使命。如果不是为了别人，为了普天下的穷苦大众，当年锦衣玉食的陈家大小姐，何必要参加革命？那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今天，在那个时候，可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脑袋的。如果不是想着别人，平反以后的老革命陈天霓，每一年能领到14个月工资的离休干部陈天霓，已经年逾九十，完全可以安享清福的陈天霓，何必还要到处奔波？调研啊写信啊找人啊，好像是家中马上就要断顿，等着找米下锅！甚至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憔悴不已，还要遭一些人埋怨，这样下去，不利于党的正面形象。

因为在某些人看来，“形象”是陈老师这样的老革命的软肋，“共产党员的形象”更是陈老师这样的老人的命！

可是这一次，陈老师却坦然回答:“我正是在维护党的形象呀，我虽然老了，力不从心了，可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维护群众利益，不是党员的天职吗？”

因为在陈老师看来，只要还有一个老百姓还在那里皱眉头不开心，就是她这个共产党人的失职！

我也是共产党员。平日里，我也会侃侃而谈，恍如愤青。可是，陈老师，面对你和你的一生，你这个学生，我有时候会变得一瞬间无话可说。

确切地说，不是真的无话，是往深里一想的无颜以对。

（该文曾获得中国散文学会年会2012年度二等奖。发表于《散文选刊》2013年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