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秋林

　　1975年我读大学放寒假回家，已临近过年，那时我家的经济生活状况已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了外债，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母亲仍然任劳任怨每年养一头猪过年。这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父亲请来了杀猪匠，母亲天还没亮就起床烧开水，杀猪匠一大早在父亲等人的帮助下，动作利索地很快把猪杀了，通过除毛、破肚、内脏等处理后，一称足有250多斤，母亲很高兴，平时的勤劳付出终于有了很好的回报。

　　当晚母亲烧了一大桌菜，那年代物资匮乏，平时难得吃上猪肉，母亲特地想好好慰劳一下大家。全家九个人围坐在八仙桌前吃饭，气氛显得很热闹，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母亲特地坐在我旁边，她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吃红烧肉，对我另眼相待，一开始就用那勤快的手，不快不慢地夹起很大一块红烧肉放到我的碗里。

　　母亲烧红烧肉在村里有点名气，她取材恰到好处，肉切得大块均匀，既厚又方正，一块肉足足有一两左右；也没有什么香料，酱油和盐是最好的佐料。但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烧的红烧肉总是香气扑鼻，满屋飘香，色香味齐全，总让人垂涎欲滴；吃起来一点不腻，嚼劲十足，口感特好，吃了回味无穷。没过几分钟母亲看我第一块红烧肉已吃完，又很快把一大块红烧肉夹到我碗里，我一点不受拘束，津津有味地吃着，享受着母爱带来的美味，一口又一口……好吃得味道难以形容，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吃第二碗饭的时候，母亲又把很大一块红烧肉夹到我碗里，很亲热地对我说：“阿林，你现在外面读书难得回家，今天杀猪机会很好，红烧肉你喜欢就多吃点。”这时我看看桌上碗里留下的红烧肉已不多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心想红烧肉要大家吃得满意才好，可不能让我一个人独吃，想到这些就忙和母亲说：“妈妈，红烧肉我够了，够了。”

　　自从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到2006年母亲健在的时候连续31年（这期间母亲身体尚好），每年春节回家看望父母亲，逢杀年猪或吃年夜饭时，母亲定要给我夹三块最好的红烧肉，这种对我的“特殊待遇”一直不变；她到了晚年，头上青丝变成了白发，手脚也没年轻时那么麻利，但她总把我当做心爱的小孩一样，吃饭时每次嘴里会不停地说：“阿林你红烧肉多吃点，多吃点。”当我吃完，她就会喜眉眼笑。

　　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一年变一个样，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腰包也鼓起来了。红烧肉已不再是稀有之物，要想吃十分平常。从城市到农村，凡办红白喜事，红烧肉是桌上必备；朋友、同学、亲戚聚餐，上餐馆吃红烧肉是举手之劳。我工作出差、旅游也曾到过浙江省内许多县（市），同时也到过北京、上海、黑龙江、南京、香港、澳门等许多大城市，吃过的红烧肉已难以统计，但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餐馆吃到的红烧肉，感觉都没有母亲烧的红烧肉那么味道鲜美。听别人说，杭州的东坡肉很好吃，我约了一个朋友专门去吃东坡肉，味道虽然不错，但与母亲烧的红烧肉相比还略有逊色。

　　母亲于2008年4月20日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去世后每当我吃红烧肉的时候，总要回想起她对我的大爱之恩，她生前31年每年给我夹三块红烧肉，这种恩情是多么真，多么纯，多么不容易啊！夹三块红烧肉，看似很平凡，但要坚持31年就显得十分不平凡。母亲夹三块红烧肉的大爱之举，像烙印一样是一种难以抹去的印记，已深深刻在我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