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啸尘
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7楼有间小办公室，是周兆木常去的地方。推门而入，一股淡淡的纸张和油墨混合的香气扑面而来——木柜里整齐码放着各类环保检查与监察资料，最旧的那本封皮已磨出毛边，1996年的字迹依旧清晰：“今日富春江水非常浑浊，COD（化学需氧量）和SS（悬浮物）是主要污染源，岸边造纸厂排污口处，泡沫漂浮达半米远。”他总说，这些资料不是“档案”，而是他与富春江水的“半世约定”。
“污染警报响，他比谁都跑得快”
“18年保家卫国，扛枪为人民；余生守护环境，只为蓝天碧水。”1950年出生的周兆木，用这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1986年，从部队转业的他回到富阳，自此与富春山水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富阳的造纸、化工等产业方兴未艾，富春江部分河段泛起泡沫，排污费收缴率不足三成。摸清症结后，周兆木提出大胆设想：将排污费收缴与企业污染治理、项目审批、政策倾斜“三挂钩”。“缴了费不是‘买了排污权’，而是要把钱用在治污上。”于是，他建议企业缴纳的排污费中，80%可返还用于建设治污设施。这一创新举措很快见效，企业治污积极性提高，排污费收缴率跃升至95%以上，这项被称为“三串连收费法”的经验，在全国环保会议上作介绍，得到全国环保系统的响应。
2002年秋日的一个下午，周兆木刚端起饭碗，手机突然响起：“永昌溪上游！槽罐车翻了！农药漏了！”他扔下筷子，抓起外套就往门外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下游三个村的人喝这水，晚一步就完了。”
赶到现场时，河面上已飘起一层黄绿色油膜，刺鼻的农药味呛得人直咳嗽。槽罐裂了个大口子，5吨甲胺磷正不断往水里渗。年轻同事急得团团转：“周局，没带吸附棉，怎么办？” 周兆木蹲在河边，手指探了探浑浊的河水，突然瞥见不远处农户院里堆得冒尖的稻草——那是村民晒来垫猪牛栏的，金黄一片在风中晃动。
“有了！”他爬上岸，往王大伯家跑，裤脚沾着泥也顾不上擦：“大伯，借您家稻草！救急！”王大伯没多问，挥着手喊：“后院多着呢！我叫人帮你搬！”很快，河里拦起上百米的“稻草墙”。“这东西吸农药最管用，老祖宗的法子错不了。”直到半夜，监测仪上的数字终于降下来——“达标了！”他瘫坐在溪边，望着远处村庄的灯火，心里的巨石才算落了地。
2001年深冬的一个深夜，城区春秋北路上倾倒了一堆化工残渣。接到举报时，刚躺下的周兆木裹着棉袄就往现场赶。路灯下，200多斤重的乳白色残渣像烂泥般堆在路边，臭味熏得人眼泪直流。“不能埋，一埋地下水就完了！”他和三位同事半夜三更去附近工地，借了铁锹和箩筐，用铁锹一块一块将残渣捣开，装入编织袋。
次日凌晨两点，他们才把最后一袋残渣装上汽车，送往郊外填埋场。回到家时，臭味瞬间灌满了屋子，被惊醒的妻子调侃道：“老周，你这是掉粪坑了？”他嘿嘿一笑，往手上倒了半瓶洗洁精：“我臭了，春秋北路整条街就不臭了，值！”
“环保不是一个人的事，要让大家都上心”
1996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全国用三年时间，实现“一控双达标”，即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达标和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
2000年的富阳，虽然大部分企业都建了污水处理设施，但出于成本考虑，仍有相当部分已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治污设施闲置不用，偷排、漏排、超排的情况比较普遍，污染治理效果不理想。
彼时，周兆木常站在环保局窗口发呆——富春江对岸的青山总蒙着一层灰，江水水质也没有得到改善。“局里就几十号人，管得住白天管不住夜里；管得住市区管不住乡镇。”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得想个法子让企业的治污设施动起来，发挥效率。
2000年6月5日，当时的富阳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污水处理设施利用率的问题，并提出动员全市老百姓监督偷排行为，开展环保公众有奖举报。
为了使公众有奖举报顺利开展，周兆木和局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制定了公众参与机制，规定了举报范围、查处要求、奖励办法等。明确了白天举报查实1000元，夜间举报查实1500元。为防止举报泄密，还要求举报信息用密封的牛皮纸包装好，只有执法组长能拆；还请市监察局立下铁律——谁泄密，谁“下课”。
同年6月15日，公众有奖举报正式推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此时的周兆木先后担任举报受理组、执法行动组、新闻发布中心的组长。加上舆论宣传的传播，这一行动成为热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富阳这一行动，江苏、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及近百个县（市、区）向富阳取经，省、市以及环保部先后推出了公众环保有奖举报机制。周兆木既要参与这一行动的组织实施，还要整理材料接待外来采访者，忙得不可开交。
机制推出的第一个月，举报电话快被打爆了，日均50个。有天凌晨3点，电话响起：“周局，东洲造纸厂在偷排！”他立马带队赶过去，果然看见黑水顺着暗管往江里流。查处完毕后，举报人却不肯露面，只说：“我就是想让江水变清，不是为了钱。”周兆木听后眼眶发热：“这就对了，环保本就是大家的事。”
后来，还真出了个“职业线人”——老张。他骑着摩托车，带着红外线手电筒，整天在乡镇转悠，一年下来拿了30万元奖金。有人说老张“钻钱眼”，周兆木却不认同：“他帮我们找出了那么多偷排点，只要能护好水，多几个这样的‘线人’才好！”
十年间，富阳累计受理举报4100个，查实违法企业1850家，罚款1600万元。更让周兆木欣慰的是，随着偷排减少，富春江对岸的青山渐渐清晰，江水透明度从不足1米提升到2米多。“你看，举报电话少了，不是因为大家不关心了，是环境真的变好了。”富阳在全国首开公众有奖举报先河，得到了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肯定并作出批示。
2010年，富阳实施小流域环境整治。为了做好摸底调查，周兆木带领环境监察大队和电视台的记者连续一个月深入湘溪流域搞暗访，开展现场执法。有一次在检查一家企业排污口时，因雨天路滑，跌入了2米深的水沟，脚和手都划出了口子，鲜血直流。在场的人员都劝他去医院包扎一下，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到完成任务。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采用“治调迁停改”的方式，使全市8条江河流域的水环境得到改善，为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走出一条新路子。这一污染治理的做法得到省政府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如今的湘溪水质清澈，湘溪边的湘溪村山清水秀，每到杨梅成熟季，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人均年收入比关停造纸厂时翻了两番。“周局长不是来‘关厂’的，是来给我们指‘活路’的。”村民们说起他，满是感激。
“退休了，可我的‘环保账’还没算完”
2006年春天，周兆木站在人民大会堂，从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手中接过“地球奖”奖杯，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富阳人。评委会的评语写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却在平凡岗位上呕心沥血，辐射出很大的生命力。”
2011年，周兆木退休了，但他的环保事业从未“退休”。他仍坚持到办公室整理资料，帮年轻执法人员查历史数据，甚至帮100多个行政村做生态建设规划……
“现在年纪大了，不再参与重大环保事件，但富阳环保的每个重要节点我都想见证。”周兆木翻着最新的监测报告，如今富春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青山如黛，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在Ⅱ类，境内部分溪流河段达到Ⅰ类。“我这辈子，就想看到工业文明和绿水青山能和谐共存。你看现在的富阳，不就是最好的样子吗？”
除了整理资料，他还爱去中小学和企业讲课。有次给孩子们讲 “富春江水的故事”，拿出2000年和现在的水质照片对比，孩子们惊呼：“哇，以前的水好脏！”他摸着孩子的头说：“是啊，这水变清，花了几十年。你们以后也要护着它，好不好？”孩子们齐声喊“好”。看着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周兆木觉得比拿任何奖项都开心。
多年来，周兆木笔耕不辍撰写环保报道，宣传富阳生态环境的良好形象。他打开一扇柜门，里面满满当当存放着2004年至今的剪报，收录了近3000篇发表在各类媒体上的稿件……
有时，周兆木会沿着富春江散步，手里拿着小本子，记录当天的水质、风向。风吹过江面，波光粼粼，他突然想起儿时——放学路过小溪，徒手就能抓到几条鲫鱼、摸一把螺蛳，回家就能熬汤。“现在的孩子，也能看到这样清澈的水了。”他笑着把本子揣进兜里，脚步虽慢，却走得格外坚定。
他常说：“环保是我要坚持到生命终点的事业。”事实上，他早已将自己的半生，融入富春江水的清亮之中，成为这片山水最温暖的“守护者”。
【记者手记】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绿色传承
初见周兆木时，他正趴在办公桌前核对数据，手指在泛黄的监测报告上逐行划过。“这是2000年富春江的水质数据，你看，现在的水质数据有多好。”他递过来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二十年的水质变化，数字间藏着富春江水的“逆袭史”。
采访中，周兆木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荣誉，而是“大家的努力”。他记得最早一起跑企业的同事，记得深夜帮他运残渣的老阮，记得拿奖金的“环保线人”。在他看来，富阳的生态变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无数人跟着“两山”理念走、跟着绿色发展方向干的结果。
从“三串连收费法”到公众有奖举报，从应急治污到生态规划、小流域治理，周兆木的每一步探索，都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核。他用20年时间证明：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亏本买卖”，而是“长远基业”。如今，他的故事被写进富阳环保培训教材，那间小办公室里，常有年轻环保人来请教，接过他递来的资料，也接过他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
富春江水静静流淌，见证着一代环保人的坚守，也孕育着更多“周兆木式”的实践者。当个体的微光汇聚成星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便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长成了参天大树。